程朱而后此纯儒｜文脉长沙

朱鹏飞

壹

湘江如一线美丽风景，穿长沙而过，孕育出这片土地上的新生与希望。清朝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，罗泽南入读湘江边的城南书院。后来，他为清廷武装注入新血液，被誉之为“湘军之父”。

嘉庆十二年十二月（1808年1月），罗泽南出生在长沙府湘乡县的一户农家。11岁那年，他将所居之地的药房、染房写了一副对联：“生活万家人命，染成五色文章。”12个字，写实又抒怀，不同凡响。罗泽南14岁读《左传》，常自命题，仿其篇法为家人和乡邻作传记，莫不蕴藏战、守、攻、取之谋略。

祖父钟爱罗泽南，抱振兴门庭之厚望，闻其书声“则拈须自喜，饥寒俱忘”。但家境贫困，常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有时连粥都吃不上。为供其读书，祖父“一布袍亲持入典肆六七次”。乡邻劝罗泽南改习他艺谋生，祖父严辞拒绝：“吾不能以田地贻子孙，独不能以书贻之乎！命应饿死，不读书遂能免耶？”并对罗泽南说：“吾之以汝读书者，欲汝明大义、识纲常，不坠先人清德耳。”

18岁的罗泽南娶妻张氏，开始了应试、教书养家生涯。因未过童子试，教书报酬低微，难以维持家计。在椿树坪教馆时，他将省下来的肴馔点心，步行十多里山路带回家，供祖父食用，恪尽孝道。

为了科举，罗泽南深造于湘乡涟滨书院。婚后数月，他接连失去母亲、兄、嫂三位亲人，留下少不经事的侄儿，不得不中断学业。吃得苦、霸得蛮的罗泽南，一边做塾师，一边寂寞板凳、长夜孤灯相伴，“奔走衣食之余，窃自乘夜读书，冀成先志。所居穷僻，师承无人，萤灯糠火，夜以继日，盖留心词章者有年”。

道光十五年（1835年），旱灾、瘟疫并起。罗泽南长沙应试又落第，黯然回家。半夜，他敲开家门时，妻子张氏嘤嘤啜泣，家中粒米无存。三儿子已去世多日，侄儿病剧，第二天亦去世。张氏悲伤过度，双眼失明、双耳重听。十年间，罗泽南失去了11位亲人，家庭屡遭变故，夫妻疾病缠身，“奇穷至戚，为人世所罕见”。

宋代以来，儒学地域化，形成具有各自学术传统、思想特色的学派。北宋时期，有理学鼻祖周敦颐的濂学、“二程”的洛学、张载的关学；到了南宋，则有朱熹的闽学。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派特立独行，和主流儒学颇有分歧，故科举中湖湘学子表现并不太佳。

次年，湘乡流南塘授徒时，同馆的王安辅引导罗泽南阅读《性理》。《性理》即《性理大全》，编定于明永乐年间，收录有周敦颐《太极图说》《通书》，张载《西铭》《正蒙》，邵雍《皇极经世书》，朱熹《易学启蒙》《家札》等著作，是一部程朱理学集成之著作。

罗泽南“究心洛闽之学”，确立理学为治学方向，大彻大悟，与“湘中卧龙”刘蓉（后官至陕西巡抚）谈论《大学》明新之道，刘蓉为之叹服，结为莫逆之交。随后刘蓉闭户读书十年，常与罗泽南书信往来，相互勉励。

研究理学的罗泽南“为文不规时趋俗以求苟得”，“七应童子试不售”。科举不顺的他没怨天尤人，罔顾艰难困苦，屡败屡战。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，第八次童子试，府试题“举枉错诸直”。31岁的罗泽南“取古今贤奸进退之故，反复勘论，包熔经史”。考官见之，叹曰：“此奇才也！”遂取冠军。

中了秀才，有了入学城南书院的资格。罗泽南喜极而泣，告慰祖父和母亲的在天之灵：“吾大父及吾母勤苦资读，期望有余，今不得及见之以稍慰也，痛哉！”

贰

城南书院为南宋大儒张栻之父张浚在南门外妙高峰所建的居所，是私家园林，也是书院。张栻和朱熹在此讲学论道，发展了湖湘理学。

长沙这座城市的超凡之处似乎总在不断吸引智者，赓续湖湘文脉。书院采用个别钻研、相互问答、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，研习儒家经籍。山长贺熙龄曾任湖北学政，是经世致用派学者。其教学“诱以义理、经世之学，不专重制艺、帖括”，提倡经世致用，不专注于八股文，引导学生钻研实用科学。

头戴“府试冠军”桂冠的罗泽南，认识了一帮意气相投的同学。他与宁乡的刘典(后官至陕西巡抚)、浏阳的谢景乾共桌凳、同砚墨，和左宗棠更是“两人以志行道德相砥砺，以学问义理共研讨”。

他们读汉宋先儒之书，崇义理之学，穷经而致用；他们登妙高峰，眺看江波岳色，赞潇湘之灵秀；他们讲习讨论，互相激励，间或议论时政来开阔视野。多年后，左宗棠回忆其成长经历：“稍长，从贺侍御师游，寻绎汉宋先遗书，讲求实行，常与罗罗山、丁秩臣为友，亦藉窥正学阶梯，不陷于词章，利禄之俗说。”“罗罗山”即同学间罗泽南的昵称。国家危难时，罗泽南、左宗棠都经世致用，练勇、建军诠释家国情怀。

罗泽南入学城南书院，直接好处是成为生员，这意味着考取了“教师资格证”，有资格去经馆任教，待遇提高，经济状况得到改善。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年），又因学政岁试一等，成为廪膳生，由府、州、县按时发给银子和补助生活。

罗泽南赚取了养家糊口的银子，还娶妾周氏。他喜新不厌旧，与结发妻子张氏感情甚笃，为张氏买了“跑胡子”。失明已久、又重听的张氏打“跑胡子”，估计是靠“摸牌”来消磨时光。

城南书院肄业后，罗泽南游学长沙。他拜师访友，以广见识，以开心智。通过刘蓉，结识了精通理学、经世之学的郭嵩焘、郭昆焘兄弟。还不断拓展上流人脉和学问，形成自己师友圈。

在刺史左辉春家授徒时，唐鉴正在长沙家中。他前往问学，得唐鉴赏识，相处甚洽，过从无虚日。

唐鉴乃善化（长沙）人，晚清大名鼎鼎的理学家，提倡经世致用，曾任太常寺卿（掌管宗庙祭祀的长官），正三品。在京时，唐鉴送自著的《畿辅水利》给曾国藩，楷书条幅：“不为圣贤，则为禽兽。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。”曾国藩跟其治学一段时期，学问大有长进。

唐鉴非常器重罗泽南和刘蓉，为其作诗：“乃于众木中，迥欠最高枝。傲霜吾岂敢，相与共扶持。”期望他们成为理学“最高枝”，相互扶持，共卫圣道。

同时，罗泽南与贺长龄也交往密切。贺长龄是贺熙龄之兄，著名经世致用派学者，历任江苏布政使、贵州巡抚、云贵总督，其时为朝廷中湖南籍职位最高官员。

贺长龄爱才，重教育，创办书院，倡办义学，参与编撰相关学著。任江苏布政使时，聘邵阳人魏源为幕僚，请他选辑清朝开国以来有关社会现实问题和经世致用论文，编成《皇朝经世文编》。全书包括军事、财政、公共工程、水利四方面知识，让士子大开眼界，以致续编、三编、四编、五编、补编、新编接踵问世，蔚为大观。

罗泽南关注湖湘士风，发现湖湘士子的“名士派”多慑于外国列强坚船利炮悲观厌世，心向山林，无所作为；“经济派”则多为虚浮骄奢、刚激妄断的寡谋之士，徒务浮事，缺乏救世之手段。他认为空谈误国，实学方可救国，“名士，不体于性天，终为六朝之荒诞；经济，不愿于道德，即是五伯之杂图”。大胆提出：“治国平天下必先格致诚正修齐，始为有本之学，若徒诵于口耳而不先于躬行，是无源之水必不能放乎四海，无根之木必不能营其枝叶也。”

湖湘士子常聚会，交流切磋学问，互相启发促进。后来，左宗棠回忆与罗泽南及其弟子王錱、李续宾等人相会情景：“紫光画阁且迟开，竟羡长沙好秀才。省识旧游如昨日，春风归咏定王台。”

罗泽南治学虽迟，在师友帮助下，坚定不移地学习和实践，历经时间打磨，学问大有长进，逐步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、哲学思想。教学、作战余暇，他潜心著述，著有《人极衍义》《周易朱子本义衍言》《姚江学辨》《读孟子札记 》《小学韵语》《西铭讲义》《皇舆要览》《周易附说》等多种。年少凄苦、门庭多故的罗泽南，终于拔俗入圣，成为著述丰厚的大学者。

罗泽南写经世致用，对理学基本范畴、基本命题都作了阐述，详尽、全面、系统而深入，结合现实进行适度发挥。当时，士人眼里，罗泽南理学造诣非常高。刘蓉称其为“湖湘儒者之魁”，为其理学专著《人极衍义》作序时，称颂“有非明季诸儒所能及者”。《西铭讲义序》中，唐鉴称其是“学道为已之古君子也”“造诣精纯，识量宏大”“论学术不让于薛、胡……”其中，薛指明朝的薛瑄，胡指南宋的胡宏，皆是著名的理学家。足以证明罗泽南在唐鉴这位理学大师心中的地位。

担任过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兼国文系主任的国学大师、教育家，钱锺书之父钱基博先生在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里列举了湖南最有影响的学者，依次为汤鹏、魏源、罗泽南、李续宾、王錱、胡林翼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刘蓉、郭嵩焘、王闿运等十七人。钱氏阐述了他们在顺逆境时对待人生、国家、事业、学问的态度，彰扬了他们的襟怀、谋略和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的精神。罗泽南所占分量很重，钱氏将他和两个弟子单列一章，予以介绍，排胡林翼、曾国藩、左宗棠之前。

崇信程朱理学、广闻博见的大儒李肖聘曾著有《湘学略》云：“兵机万变，儒学至精，真儒戡乱，千载垂声。大儒平乱之效，湘中讲学之风，皆至罗山而大著。”可见，罗泽南在学术上的影响力。

罗泽南有效地推动了理学在晚清的复兴，可以说为“同治中兴”局面的出现出了一把力。

叁

贺长龄临终前，想给幼女找一棵遮风蔽雨的大树。

目标锁定了曾家，但没信心。他曾提携、资助过曾国藩，可此时贺长龄已失势。两年前，被道光问责时，身为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的曾国藩本可在皇帝面前替贺斡旋开脱，但曾没为贺说话。即便贺长龄能够理解曾国藩的冷静旁观，但对亲事却没有把握。

贺长龄把想法跟妻子陈氏及塾师罗泽南说了。他知道罗泽南和曾国藩之间的交情，希望罗能助力结姻。罗泽南不负托付，向曾国藩转达了贺的遗愿。曾国藩没有应允。婉拒理由之一是贺家女儿要比曾纪泽小一岁（当时流行姐弟婚姻），更冠冕堂皇的理由是，他尊贺为老师，儿子娶老师女儿“辈行不伦”。

不久后，曾态度逆转，同意了。写信要弟弟赶紧为其子曾纪泽(外交家，后接替郭嵩焘出任驻英法公使)操办婚事。贺长龄革职时没伸手相助，曾国藩觉得愧疚，借婚事弥补；还觉得贺家“家教向好”，女儿“必贤”。

曾国藩父亲曾麟书向罗泽南打听，听到“端庄体好，真淑女”后，动了心。老人家慎重起见，又找刘蓉等人打听。都说好，便决定与贺家“择期订盟”。没想到，曾国藩妻子说贺女不是嫡出，是庶出，要悔婚。

曾麟书得知后，大怒，写信谴责儿子：“我家世泽本好，尔宜谨慎守之。况尔前信内，念及藕耕（贺长龄）先生，始与结姻，人人咸知。今又以庶出不对其女，更有何人对？贺氏固难为情，即尔此心何以对藕耕先生于地下？尔寄信于予……”彼时，贺长龄已过世。曾父骂儿子，百年后无颜在地下见贺长龄，回家时也无颜见自己。

被父亲痛责了的曾国藩写信：“嫌贺女庶出之说系一时谬误”，并“自知悔过”“决意对成，以谐佳偶”。曾国藩借口妻子嫌贺女庶出，怕贺家女儿受婆婆气。让弟弟曾国潢委托罗泽南把妻子性情“细告贺家”，求贺家放心。

贺家为挽回面子，要求举行招赘仪式，让曾纪泽去贺家迎亲，住七天后再回湘乡。已是湘军主帅的曾国藩竟然答应了贺家要求。贺长龄女儿终于嫁给了曾纪泽。

曾国藩不是贺氏结姻中唯一可遮风蔽雨的大树，《先人的湖湘：善化贺氏》中，重点介绍了贺氏的四个亲家：唐鉴、吴其濬、左宗棠和曾国藩。说媒，合则时要两情相悦，散时亦能把手言欢，非心思缜密情商高之人干不了。朋友间成人之美，便想到罗泽南。他每每施以援手点化。《左宗棠文集》亦记载:“道光二十六年，长子孝威生，师(贺熙龄)闻喜甚，谓‘宜婿吾女'。师殁，黄雨田、丁叙忠、罗泽南以师遗命告，遂盟婚焉。”

人情练达即文章，罗泽南周旋于这种官宦家族，人际圆融，加上非常熟悉当时的嫁娶礼仪，自然游刃有余。

肆

罗泽南19岁自立门户当私塾先生，从乡里坐馆训蒙，到长沙受聘为达官贵人（贺长龄）的家庭塾师，历27年。

罗泽南注重以德立本，向学生灌输“孝、悌、忠、信”的儒家伦理道德。希望弟子“寿亲以德”、知气养身、吃苦耐劳成就个人。他不同于一般私塾先生，不囿于授文识字作八股，兼授以兵法、时事等。上午讲学，下午操练，是其独特的教学内容和方法。他寓教于乐，常带弟子踏青和外出游玩、吟诗作赋，讲解为人为文道理。他对弟子的影响，不仅在于学问，更多的是提高弟子对家国情怀的兴趣，提升心气和志向，因而，弟子们学到了功名科举以外的很多学问。

罗泽南不是先人教材的传话筒，《罗山教案》《西铭讲义》等都融入了其教育思想。他是身体力行的教育家，认为当时流行的朱熹、刘子澄编的《小学》有价值，但其语句或长或短，参差不齐，不易记诵，不便蒙童学习。便撮其大要，编为韵语，定名为《小学韵语》。后来，戎马倥偬之余一再修订，企望以此“正天下之学术”，达到“正人心”“削平祸乱”之目的。

《小学韵语》首刊于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，2944字，四字一句，四句一换韵，为影响后人启蒙的重要著作。清代学者李新庵原著、陈彝重订的《重订训学良规》说：“子弟四五岁，先教字方，多则三千，少则二千……稍长，教以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《小学韵语》。”《小学韵语》受热捧，民间有手抄本，甚至有人认为其教育价值超《三字经》。

晚清时期，稚童入学有“破蒙”仪式：给孔圣人像、老师磕头，给同学作揖，塾师再给他们准备一本启蒙书。著名教育家，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的马叙伦回忆其“破蒙”情景：“破蒙开始了，撤了香炉烛台，摆上朱笔砚台。一本罗泽南的《小学韵语》是浙江官书局刻的大版，官堆纸印得雪白，铺在桌子左边……王先生指着《小学韵语》开首四句‘教人之道,首重发蒙。蒙以养正,是曰圣功’叫我随他的声音念。教不到三遍,我就自己会念了。我的父亲自然笑开了脸,王先生也向父亲叫恭喜。以后就是父亲教我了，当然继续读完这本《小学韵语》……”

百多年后的今天，孔夫子二手书网店上，能搜到文物级别的《小学韵语》；也能搜到“儿童国学教化经典阅读”的现代版《小学韵语》。

在双峰书院时，罗泽南跟随孝廉出身、声望颇高的主讲陈达卿学习。陈达卿颇为器重他，道光十六年（1836年），请他到流南塘自家的陈氏族学尚友山房做主讲。

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年），曾国华、曾国荃在城南书院读书，又附课于正在湖南头号乡绅贺修龄家做塾师的罗泽南处。曾国藩致信两弟弟：“六弟、九弟今年仍读书省城，罗罗山兄附课甚好……罗山兄甚为刘霞仙（刘蓉）、欧阳晓岑所推服……”心气高傲的曾国藩都称好罗泽南。

贺长龄亦请罗泽南给儿子当塾师，临终前“遗命其子延为师”，即叮嘱儿子让罗泽南继续做他老师。第二年，罗泽南仍“馆贺宅”，直到太平军北上湖南，湘乡县令召其团练才离开。贺长龄、贺修龄、贺熙龄是兄弟，罗泽南又将塾馆开到了老师家。

罗泽南设馆四方，讲经世致用，畅程朱理学，培养了大批人才，俨然一代名师。或许没有太平军起事，他将以名儒名师终老湖湘。

伍

罗泽南处则以道善其身而为醇儒，出则以道济天下而为王佐。他心怀天下，抱鸿鹄之志，受魏源《海国图志》影响，研究地理、绘制地图、编著《皇舆要览》。

《皇舆要览》为地理著作，资料丰富而专业，涉及水利、财政、军事等内容，又以水利和军事为重点；编辑了全国山川形势，涉及监漕水利，绘制涵盖山脉、河川的地形图；还言及外藩及远海形势，“穷阴阳之变,旁及州域形势”，堪称湖湘经世学派学以致用的代表作。

罗泽南对时局精准判断，预感危机逼近。《皇舆要览》云：“曰塞防，曰海防，曰番防，曰蛮防，患之在边地者也，其不在边地而在腹地者，肘腋之间，恒为祸机之所伏，防之不密，遂有发而不可遏之势。”强调在各省边界险要地区布防，“一隅有事,数省悉惊”。太平军、捻军和西南、西北少数民族的起事，就是在各省边界的山区建立武装和营地，遥相呼应，印证了该书价值。

罗泽南认为一旦内部崩溃，外患便会乘虚而入，后果不可收拾。《皇舆要览》有先见之明，论及海防，对海外诸国虎视眈眈表示担忧；对澳门、台湾等地高度关注，并设计出扼守交通要道、禁止粮食出口、取消小艇等对策。

著述时，罗泽南对山川河流了如指掌，国境之内主要地形地貌悉数牢记于心，为后来湘军大到攻取武汉沿江东下的战略构想，小到具体的战斗部署均提供了极大帮助。该书还有统领全局的战略意识，后来“弃赣援鄂”堪称统揽全局的战略大手笔。《清史稿》高度评价：“泽南救鄂一事大局所关……此大将风规。”

每带兵到新地方，罗泽南都会先登高鸟瞰全貌，选择合适地方安营扎寨。时间充裕的话，绘制军事地图，以便指挥战斗。这点影响到他弟子和湘军将领。其得意门生王錱学以致用：临战前,召集各营官畅论军情、地势。取出地图分发，令大家各抒己见，最后总结定计，将议定内容写于纸上，各执一份。次日战罢，有与此议不符者，虽有功亦必加罚。另一得意门生李续宾也非常重视地图作用，勤习地形堪舆学，“摹绘地图九百余纸”，从军后，不断增加，“共图一千四百五十一幅”，得了老师真传。

陆

世事洞明，罗泽南刚写完《皇舆要览》，太平天国起事，入湘的脚步越来越近。湘乡知县朱孙诒急于物色能人来主持全县团练事宜。

罗泽南是孝廉方正、理学大儒，又常年在省城见世面，在士绅中具有号召力。于是知县檄诏其回乡，与其大弟子王錱、刘蓉一起组织团练。王錱早前已开办过团练，但其号召力不强，大家都躲得远远的，“莫不掩耳而走”。

满腹经纶、熟读兵书的罗泽南亦渴望迸发火花，一试身手。他桃李满天下，县城登高一呼，门生故旧应者云集。在湘乡勇的组建过程中，罗泽南的威望和凝聚力是难以替代的，很快打开了局面。

面对虎狼之师的太平军，罗泽南知道不能应付了事，湘乡团练须有创造性发展。他运用戚继光兵法对团勇进行正规编组和训练，建立具有强大战斗力的营制；伴之以灌输伦理纲常说教，以理治军，上下思想统一，团结一致，“纪律肃然”。

罗泽南推出理学治军，从一开始就注重文化和思想建设，独特的军营文化，成为战胜太平军的制胜法宝。

乱世时，经世致用之学有了广阔天地。湘乡勇组建开始，便遵循兵归将选、兵为将有的原则，任用文人领兵、招募山农为勇丁的模式。勇丁大小头目都有亲谊关系，彼此间形成荣枯与共、生死相关的纽带。唐鉴曾诗云：“乡间子弟同肝胆，腹里诗书作斧斨。”

太平军攻长沙未克、撤围北上后，湖南巡抚张亮基奏保罗泽南以训导归部铨选，标志着罗泽南进入了清朝官员序列。随后，又檄调湘乡团勇千人来防守省城，罗泽南等人奉命率勇前往。

太平天国肇举之初，唐鉴便向咸丰帝指出了形势严峻，可清廷把它看成一般会党起义。鉴于江忠源的楚勇蓑衣渡获胜及保卫长沙成功，唐鉴建议咸丰帝组建团练，力荐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，并以一生名望担保其必可成大事。

母丧丁忧在家的曾国藩，接到皇上圣旨：“……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、搜查土匪诸事务。伊必尽力，不负委任。钦此！”曾国藩奉旨来到长沙，开办“湖南审案局”，任帮办团练大臣。

曾国藩深知八旗军、绿营军早已腐败不堪，拟创建万众一心、生死相顾、顽强作战意志、高超作战技能、听从指挥的新军，与罗泽南不谋而合。并委以罗泽南统率中营重任，一起制订了湘军营制数十条。罗泽南配合曾国藩，圆满完成了湘军由团练向正规军队的转化。郭嵩焘后来回忆说：“曾文正公初募湘军，专依罗泽南、王錱。”

奔腾着湖湘儿女热血与豪情的湘江，一路北上，奔大海而去。曾国藩依靠湘军维护了清廷的正统，功莫大焉。

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六月，罗泽南和塔齐布一起进攻岳州（岳阳），接连击退太平军多处大营，从此，湘军的威名开始远播。不久，湘军进攻武昌，罗泽南为之绘制图纸并进献方略。按照罗的思路，曾国藩将湘军排列巨炮面向长江内外，分为水陆两路。罗泽南率军队直趋花园，太平军依凭木城向湘军发炮。湘军士兵蛇行前进，逼近太平军的营垒，分兵夺取太平军的船舶。次日，罗泽南又攻破了鲇鱼套的太平军大营，太平军夜里弃城而走。武昌、汉阳二城都被恢复，此时距曾国藩的会攻武汉会议仅仅七天。

因屡立战功，罗泽南官至道员、布政使、按察使衔，赠巡抚。读书人带兵打仗，历史上少见。后来成为湘军著名将领的王錱、李续宾、李续宜、李杏春、蒋益澧、刘腾鸿、杨昌浚、曾国华、曾国荃都是罗泽南的高足。其弟子中，成为巡抚、总督、提督、总兵级别的高官近十人，为历史上“书生领兵”的一大景观。私塾先生培养了如此多的栋梁之才，综观历朝历代，屈指可数，难出其右。

罗泽南从戎三年有余，历大小200百余战，以克复武昌名震天下，最终因飞炮击中左额，殒于武昌城下。临终前，他忧世难忘天下事，索笔仰卧书曰：“愿天再生几个好人，补偏救弊”“乱极时站得定，才是有用之学”。

身为儒生的罗泽南创立湘军，为湖湘文化之经世致用浓墨重彩地找到了最好的解释。因其早殁，“理学醇儒”之名为“湘军名将”之盛名所掩，其实他在学术上影响并不亚于军事。曾国藩在《忠节公神道碑铭》中为其说了句公道话：“朝野叹仰，以为名将，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于学者久矣。”

罗泽南战死后，胡林翼为其挽联：“百战著奇勋，宗岳以还谁敌手；六经承道统，程朱而后此纯儒。”唐鉴为他的专祠题联：“主耳忘身，国耳忘家，大忠必有大节；智者不惑，仁者不惧，名将本出名儒。”